文/北京集佳知識產權代理有限公司西安分部 蘭田田
商標惡意搶注是指以不正當手段搶先注冊他人已在先使用商標標識的行為。搶注他人在先使用的商標標識主觀惡意明顯，嚴重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規定，社會危害性極大，理應予以嚴格規制。201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第四次修改《商標法》的決定，其中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商標注冊取得過程中引入了商標真誠使用意圖的考量，凸顯著國家欲從根源上遏制商標惡意搶注的決心。但如今惡意搶注這一形勢依然嚴峻，僅2020年這一年來，從“鐘南山”“火神山”“雷神山”等在新冠疫情防控的標志性符號到網絡熱詞“早安打工人”“打工魂”“干飯人”“干飯魂”“馬保國”“耗子尾汁”再到近日的爆紅的“甜野男孩”丁真，均被有心人士惡意搶注，靠蹭熱度牟取不當利益，嚴重損害被搶注者的合法權益，同時破壞、危害市場競爭秩序，甚至突破了常人的道德和情感底線。多年來，商標惡意搶注為何屢禁不止？其原因是復雜多樣的，筆者在此特就其成因問題作出淺顯的分析。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探討：
一、我國實行的是商標注冊制，忽視了商標的“使用”。
我國實行的注冊取得商標權的模式，對于商標的申請注冊僅是對申請人提供的申請材料進行審查，方便快速，審查速度效率較高，對于商標是否實際投入使用一般并不過問，只有《商標法實施條例》第十九條規定，兩個或兩個以上申請人，在同一種商品或類似商品上，分別以相同或近似的商標在同一天申請注冊的，才需提交各方在先使用的證據，以此確定該商標的申請人。總體而言，我國商標申請條件寬松，惡意搶注商標情況時有發生，現實中搶注人也正是利用了我國的商標注冊取得制度，而不重視使用，才搶注了大量商標，囤積了大量商標資源。
二、商標本身所蘊含的價值高，且搶注違法成本低廉、風險低，加劇搶注人的投機心理。
我國市場經濟發展迅猛，商標在市場經濟活動的作用和價值越來越得到彰顯。商標中所蘊含的巨大價值就是商譽，商譽是可以不依附物質實體而獨立存在的財產，在先使用的未注冊商標在長期的使用中逐漸積累起被搶注人的商譽，搶注人搶先注冊他人已經使用并有一定影響的商標，可以大量節省產品開發維護、廣告宣傳、品牌培育及市場開拓的成本，利用他人已經獲得的品牌效應，推銷自己的產品和服務，快速地讓消費者接受自己的產品和服務，進而達到占領市場的目的。
商標惡意搶注成本小、風險小、收益高。申請注冊商標投入成本不大，也就是數百塊的官費，最壞的結果也就是搶注的商標被撤銷、不予注冊或宣告無效，但若被搶注成功，搶注人即可用該商標迅速推出自己的產品和服務，擠占市場，或者獲得不菲的轉讓費、許可費。正是因為如此，惡意搶注的現象愈演愈烈，甚至催生出一批職業商標搶注者，并形成了“規模化、系統性”的特點。與搶注人相比較，被搶注人卻需要經過異議、無效宣告甚至訴訟等程序才能最終維護自身權利，尤其在實踐中，多數被搶注人僅以要回商標專用權為目的，往往不愿在啟動繁瑣冗長的民事訴訟程序要求對惡意搶注人所造成的損失要求賠償。這樣一來，商標搶注者沒有為其惡意付出應有的代價，便會更加肆無忌憚，愈發猖獗。更有甚者，惡意搶注人會在獲得商標注冊后，對被搶注人提起侵權訴訟，要求被搶注人停止使用該標識，以期獲得巨額賠償。
三、《商標法》關于惡意搶注的法律責任規定的缺失
法律責任是法律對違法行為的否定性評價和譴責，通過強制違法者為或者不為一定行為來補救受侵害者的合法權利。筆者認為我國《商標法》對于惡意搶注的法律責任規定的缺失也是我國惡意搶注商標泛濫成災的主要原因之一。盡管現行的《商標法》已對商標惡意搶注做出禁止性規定，認定其屬于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不法行為，但并未規定具體的法律責任，僅僅流于形式，難以發揮應有的威懾性的實質作用。
目前，被搶注人雖然可以通過《侵權責任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尋求些許救濟，但是《商標法》作為商標注冊核準和侵權救濟提供的基本法律依據，賠償和懲戒機制的缺失是商標惡意搶注行為屢禁不止的一大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放縱乃至鼓勵惡意搶注行為的猖獗。若我國《商標法》增加惡意搶注賠償責任的規定，使被搶注人可以在商標法體系內直接獲得賠償，對于惡意搶注人也是一種警示和懲戒，同時增加對于職業搶注人擠占、浪費有限的商標資源、行政資源以及司法資源的行政責任，如罰款、責令停業整改等，甚至可以上升至刑事責任。
商標惡意搶注是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不法行為，嚴重危害商標注冊秩序和市場秩序，理應予以嚴格規制。我國實行的商標注冊取得制度且對惡意搶注商標未規定對應的法律責任，方便快捷、違法成本低廉的制度導致惡意搶注行為屢屢發生，因此我國《商標法》應進一步強化對商標使用的考量，同時規定惡意搶注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乃至刑事責任，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打消遏制惡意搶注商標的囂張氣焰。